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用“十個明確”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內涵作了進一步概括。其中，第二個明確重申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多次講話中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系列重要論述對于凝聚全黨共識、激勵全國各族人民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意義。理論界圍繞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重要論述展開了多方面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為進一步深化相關理論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鑒。

　　研究脈絡

　　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時期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重要論述，成為理論界開展宣傳闡釋與學理研究工作的基本遵循。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布局是五位一體，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這一概念明確提出。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強調：“我們黨的莊嚴使命、改革開放的根本目的、我們國家的奮斗目標，都聚焦于這個總任務、歸結于這個總任務。”這反映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高度重視。黨的十八大勝利閉幕后，理論界掀起學習闡釋黨的十八大精神的熱潮，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重要論述的工作也隨之開展。理論界不僅推出了《牢牢把握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總布局總任務》等一批高質量理論文章，而且出版了《2050中國：全面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偉大的復興——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等一批高水平理論專著，為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重要論述奠定了良好基礎。這一時期，理論界傾向于將總依據、總布局、總任務并之為“三總”進行宣傳和闡釋。雷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真諦和要義的新概括——試論“總依據、總布局、總任務”的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李昆明和楊超的《深刻領會和把握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依據總布局總任務》等理論文章鮮明呈現出這種以“三總”為敘述角度的研究特色。

　　黨的十九大報告確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的科學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作為“八個明確”中第二個明確的主要內容，成為宣傳和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向度。在學習解讀黨的十九大精神的熱潮下，理論界推出了《在偉大旗幟下自覺擔當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新時代主題、總目標、總任務及其關系的理論思考》等一批高質量理論文章。同時，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使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理論內容得到極大豐富，理論界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重要論述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的整體視域，細分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步走”戰略安排、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等新的研究領域，產出了諸多優秀成果。其中，韓喜平的《中國夢是現代化的中國實踐與中國智慧》、楊彬彬和馬玉婕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內涵及其關系考辨》等理論文章專門探討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個概念的辯證關系；王正緒的《兩個“十五年”戰略安排的重大意義》、倪邦文的《把握新時代發展戰略安排的引領作用》等理論文章深刻解讀了“兩步走”戰略安排的轉變機理和價值意蘊；孫代堯的《戰略規劃、大國發展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石云霞的《論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思想的創新和發展》等理論文章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問題進行了探討。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不僅在建黨百年重要時間節點掀起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的高潮，而且貫穿其中的百年宏大敘事為理論界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重要論述提供了新的視角。李捷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近代以來全部歷史的主題》、林建華的《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王剛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主題形成和發展的邏輯進路》等一大批具有百年宏大視角和深厚史學積淀的理論文章脫穎而出，成為建黨百年之際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重要論述的代表性成果。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進一步豐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理論內涵，增加了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論述，指出：“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隨著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概念的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關聯性更為清晰。段妍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及其實踐的世界意義》、鄧磊和張翟的《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內在邏輯》、李斌雄和魏心凝的《中國共產黨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百年歷程和基本經驗》等理論文章，實現了道路研究與總任務研究的有機融合，推動關于這一重要論述的理論研究向縱深發展。

　　研究重點

　　目前，理論界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重要論述的研究內容主要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步走”戰略安排、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及中國式現代化四個基本方面展開。

　　關于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研究。理論界高度認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意義和重要地位，認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目標，我們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這一目標是“本世紀前半葉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走向現代化更宏偉目標的總動員令和行動綱領”。也有觀點認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主題。王莉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科學理論——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主題的學理思考》中指出，“如果離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理論主題，也就是離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談發展、談社會主義、談問題解決”，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理論界探討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出場語境。一方面，強調這一發展目標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使命要求，又順應了中華民族歷史命運的走向，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劉新年等人在《深刻認識和把握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中指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歷史使命”，也是“全體中華兒女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約數”。另一方面，認為這一發展目標既契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又立足于當代中國的發展成就，具有深刻的現實確證性。秦宣在《論道路、理論體系、制度與總依據、總任務和總布局的關系》中指出，“這一總目標的確立，就是基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的”。姜淑萍在《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夢想——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認識》中強調，“總任務提出的現實依據來自我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理論界梳理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聯系，認為二者雖有區別，但相輔相成、有機統一。王炳林和方建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講道，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離不開社會主義現代化，二者都以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為價值追求，都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路徑，都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著共同的戰略步驟。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完全等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著更為廣泛的內涵和要求。

　　關于“兩步走”戰略安排的研究。理論界明晰了“兩步走”戰略安排的發展定位，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步走”戰略安排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有著嚴密的理論邏輯和豐富的思想內涵。陳德祥在《新時代“兩步走”戰略安排的理論邏輯與思想價值》中講道，“兩步走”戰略安排從戰略目標到戰略步驟、從戰略布局到戰略重點、從戰略途徑到戰略保障，環環相扣、融為一體，科學回答了新時代“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問題。

　　理論界歸納了“兩步走”戰略安排的演變特征，認為“兩步走”戰略安排的提出既有深刻的歷史繼承性又有準確的現實研判性。孫蚌珠在《新時代的戰略安排彰顯的規律性特點和歷史性意義》中指出，這一戰略安排“體現了黨對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戰略設計方面成功經驗的基本遵循”。陳揚勇在《深刻領會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中指出，“兩步走”戰略安排是“綜合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我國發展條件，‘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進入交匯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實際情況作出的，有豐厚的實踐基礎和現實依據”。

　　同時，理論界探討了“兩步走”戰略安排的價值意義，認為“兩步走”戰略安排準確把握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方位，深化了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性認識，是對戰略發展目標進行的新部署，“為我們清晰勾畫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總藍圖和時間表”。

　　關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研究。理論界厘定了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概念內涵，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內涵十分豐富，是一項系統工程。程萍和康世功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本質與途徑》中指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強調的是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形成的全面和完整的全系統，全系統內各子系統及要素間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相互依存、相互促進”。

　　理論界認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歷史進程中形成的。歐陽軍喜和王赟鵬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思想：演進、特征及其意義》中講道，從新中國成立初期設想以社會主義工業化強國為核心的“四個現代化”，到鄧小平同志取用傳統典籍中的“小康”概念將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具體化，再到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戰略目標的確立，充分體現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特點。

　　理論界著重強調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超越了資本主義文明的范式，打破了遵循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才是現代化的窠臼。高海波在《“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理論由來、科學內涵和核心要義》中講道，這一超越既克服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資本邏輯主導的固有缺陷，又“立基于社會主義的時空條件來把握和揚棄資本主義文明，占有了它在科技發展、生產變革、市場建設以及人文思想等方面的進步成果”。

　　關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研究。理論界認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道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鐫刻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以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為底色的現代化新道路，其體現的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根與魂”。徐坤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科學內涵、基本特征與時代價值》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堅守中國本土立場，從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具體歷史情境出發，堅持獨立自主地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具體實際的現代化道路，既彰顯了導向現代化的一般屬性，同時結合民族具體實際作出了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特殊探索”，實現了對民族主體性立場的堅守，打破了對西方現代化的盲目崇拜。

　　理論界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通往現代化的正確道路，是具有世界意義的文明新路。林伯海和李潘在《正確把握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中的若干辯證統一關系》中講道，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遵循世界現代化道路的普遍規律，體現現代化的一般特征，與世界現代化進程相連接，推動社會向更先進、更高級、更文明的階段前進。因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要應對的問題，不僅是中國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也是眾多發展中國家乃至現代人類所面臨的問題，這一道路為解決人類發展難題貢獻了新智慧；在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基礎上形成的人類文明新形態能夠有效規避資本主義文明的局限性，為人類文明進步指明了新路向。

　　同時，理論界探討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運行機理，強調要以堅持人民至上進行價值引領，以賡續文化血脈增強內生動力，以文明交流互鑒實現外部驅動，以堅持黨的領導作為根本保證。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黨團結帶領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開辟和發展的成功道路，中國共產黨“通過加強長期執政能力建設，不斷創新領導方式、健全領導制度、提升領導能力”，成為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根本保證。

　　研究展望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重要論述的理論內核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這就需要理論研究者充分考察實踐發展，把握理論創新，積極建構理論體系，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理論研究不斷深化。

　　把握新的歷史和現實依據，挖掘新的研究資源。一方面，理論研究必須樹立大歷史觀，注重探尋歷史淵源、進行歷史比對，做到以史為鑒。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以及積累的寶貴經驗，理應成為未來研究必須加以把握的新的歷史依據。另一方面，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必須充分參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實際，全面把握國際國內條件變化，結合時代要求、實際需要和人民群眾的新期待，提煉出更能滿足理論需求的新觀點，概括出更有規律性的新認識。

　　重視并強化人類文明新形態研究，聚焦新的研究視域。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新理念。從文明層面來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目標指向就是要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集中體現在創造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上。目前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出發點多聚焦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指明了方向”，未來研究要從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視角，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人類學意義，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研究的時代高度。

　　梳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內部邏輯架構，形成獨特的理論標識。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理論研究要注重整體性，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步走”戰略安排、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以及中國式現代化均是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主要向度，但并不等同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全部內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重要論述作為包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戰略步驟、發展模式、發展路徑等在內的思想理論集成，應通過梳理其內在邏輯關系，形成體系完善、內容豐富、獨具特色的理論標識。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